梧桐土遗址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金刚社区，在2007年文物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被发现。因该遗址包含丰富的商周遗存堆积，被列入到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发掘项目中。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2年初启动了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

图1 梧桐土遗址地貌

梧桐土遗址所在的金刚沱台地位于长江左岸，三面环山，形如弯月，东面长江由南向北流淌而过，老成渝铁路也沿着长江穿过台地。如果坐在列车上,定能看见龙眼树林之上飘扬着两面考古队的红色旗帜，那便是梧桐土遗址2022年南、北发掘区的所在。

梧桐土遗址南部发掘区处于螺蛳溪与长江交汇之处，与螺蛳溪隔岸相望的大土遗址在2007年发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遗存，出土有小平底罐、盉、高柄豆、圈钮器盖等陶器。2022年，在该区的再次调查勘探中发现了丰富的商周遗存。自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以来，伴随着考古队员心中的诸多期冀，按部就班的田野考古工作默默进行着。

2022年4月6日，天气阴，南区的考古发掘正常进行。在探方的第六层发掘中发现了一件残石块，长约8厘米，下部磨有短刃，一侧有锯齿，上端断裂。经过多日发掘，遗址地层中陶片与破碎砾石块伴出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但其原因还没有揭示出来。出于对这种现象研究的考虑，考古队将砾石块按出土单位进行了全面收集，以备追溯。一件残石块的发现本来是平常的事情，但它的特殊之处还是引起了现场考古队员的关注和讨论。只因残石块岩性为沉积岩，质软，达不到作为斧、锛、凿之类工具用途的要求。而在同一处出土品中，考古队员又找到了与之同样岩性的另两件残石块。拼合后，其长度达到了16.5厘米，宽约6.9厘米，器身两侧锯齿完全呈现了出来，它的庐山真面目终于显现。现场一名考古队员认出，这是璋的一部分。考古队员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院内专家及领导，他们高度重视这一发现，就石璋对于遗址的意义以及相应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

图2 梧桐土遗址出土石璋

石璋的发现给考古队员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大家一方面积极查阅相关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该遗址的遗迹现象有了更加审慎的工作态度。从公布材料来看，距离梧桐土遗址最近的出土有璋的地点为成都平原。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璋的数量丰富，是璋发展的最后高潮，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

璋又称牙璋，最早的牙璋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后由东向西传播到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北方龙山文化，再传到齐家文化，而后经“新砦期”的花地嘴遗址传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而发扬光大。作为“华夏第一王都”的二里头遗址，编号为VM3的墓葬中出土玉璋一对。夏商之际，迫于商人军事压力，夏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之后的商周中原地区，基本不见牙璋。在中国南方发现的璋，其时代大都在商，又以晚商时期为主，有的进入西周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有插璋祀山图、跽坐奉璋致祭铜人，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有大量玉石璋，这表明璋是祭祀天地山川和神灵的工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体现祭祀在早期国家事务中具有的核心地位，是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璋作为祭祀工具，自然是权力行使的历史见证。

图3 河南二里头VM3出土玉璋（图片来源：《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

图4 三星堆出土插璋祀山图与跽坐奉璋致祭铜人图（图片来源：《再识牙璋》）

梧桐土遗址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变迁与璋的流布形成呼应。大约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时，二里头文化从鄂西沿长江西进。二里头文化的西进也许伴随着人群的迁徙，在其占主导地位下与峡江地区的中坝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产生交流互动与融合，发展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中的牙璋、陶盉、铜牌饰等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商代末期，三星堆遗址衰落，金沙遗址兴盛，成都平原完成两个考古学文化中心的转变：三星堆文化变迁为十二桥文化。变迁动因是峡江尖底器传统人群西进成都平原导致。而在重庆峡江地区，从三星堆文化开始孕育的早期巴文化因素，如涪陵蔺市、万州中坝子的厚胎角状尖底杯等，在十二桥文化阶段发扬光大，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是其典型器物。随着鄂西圜底器传统西进，两种传统融合，塑造出早期巴文化鲜明的物质遗存特征，即尖底器与圜底器的组合，重庆地区的石地坝文化成为十二桥文化圈“成员”之一。尖底器、圜底器的传统一直持续至战国时期的晚期巴文化（李家坝文化）。

经过累日的田野发掘，梧桐土遗址南区2022年的商周遗存面貌得以完整展现。石璋出土于第六层，其下的第七层陶片、砾石石制品丰富度增加，土色跃变为灰褐色。该层之下，以3座陶窑为主体，附属灰坑、柱洞等遗迹形成陶窑作坊。陶窑堆积之上覆盖石堆遗迹，表明以石堆遗迹为主体的石器制作活动产生于陶窑作坊之后。而后，新的商周时期人类活动覆盖、扰动了这两项生产活动堆积，南区第五、六层的商周地层才出现陶片、破碎砾石块伴出的现象。但新的活动核心范围恐怕已不在南部发掘区，考古发掘揭示的这两个地层之下只有少量灰坑遗迹，无法明了这一时期具体的活动场景。而梧桐土遗址北区在第五层之下又揭示出多处石堆遗迹，南北区间隔约150余米，体现出了石器制作活动已成较大规模的分布态势。

图5 梧桐土遗址南部发掘区

通过陶器面貌研判，结合碳14测年数据，梧桐土遗址2022年的商周遗存时代为商代晚期，即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址中有较多十二桥文化早期的因素，如小平底罐、高领罐等。而船形杯、母口尖底盏、圜底罐、花边口沿罐则彰显出鲜明的早期巴文化因素。已明确有生活取食行为的灰坑堆积中出土大量母口尖底盏，表明其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具备常用器功用。那么，梧桐土遗址应是早期巴文化遗址。

梧桐土石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从璋的作用来看，是祭祀之用的礼器。石璋虽出土于遗址地层中，但遗址揭示的两项规模性的生产活动呈现出专门化的特征，暗示了遗址社会复杂化现象，意味着社会分工之上公共权力的产生。因此，石璋很可能是通过祭祀行为来行使公共权力的需要才出现的，是梧桐土遗址社会文明因素孕育发生的重要表现，也是体现该遗址在周邻区域具有中心地位的重要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梧桐土遗址可能是一处早期巴文化的中心聚落。

从石璋扉牙形态来看，与金沙遗址石璋C260、C261非常相似。石璋有兽首扉牙，从前阑现存的2个平齿突分布来看，推测应有4齿突，后阑单平齿，阑间有3个平齿突。相关研究表明，金沙遗址石璋时代在殷墟一、二期，是对二里头遗址VM3:4玉璋形态的复制。那么，梧桐土遗址石璋也应与二里头VM3:4玉璋存在渊源关系，时代为十二桥文化早期，大体与金沙遗址石璋处于同一时期。

梧桐土遗址南面大土地点出土的陶盉，是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器物之一，但其传播来源是二里头文化。结合梧桐土遗址石璋表明，中原文明因素随着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族群融合，使其走上早期社会文明化的道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反映。

图6 金沙遗址C260石璋、C261石璋局部（图片来源：《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

2022年的考古工作是梧桐土遗址的重要开始，但以石璋为代表的遗址文明要素的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还不完全清楚，与大规模专门化生产区匹配的生活居址区、墓葬区、公共权力相关遗存区、农业遗存区等功能结构尚不明确，诸多问题让考古队员深感梧桐土遗址考古工作的任重道远。为此，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规划持续性考古工作，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巴蜀文明进程尽重庆考古应尽之力。

参考资料：

[1] 江章华：《从考古材料看四川盆地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3] 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度起源和扩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

[4] 李伯谦：《再识牙璋》，《华夏文明》，2017年第2期。

[5] 邓聪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6] 王方：《金沙遗址玉石璋的出土情况及初步认识》，《华夏文明》，2019年第7期。

[7] 白九江：《考古学视野下的巴文化：概念、问题与方法》，《长江文明》，2020年第3期。

[8] 邓淑苹：《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之二里头期》，《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

[9] 朱乃诚：《从牙璋看夏文化向南方地区的扩散》，《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