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觐元，字彦侍，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姚文田孙，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据《姚觐元日记》（下简称《日记》）[3]云，姚觐元己巳、庚午（同治八年、九年）日记，“壬申、癸酉两年（同治十一、十二年）日记均佚”，姚氏抵渝具体时间未详。《日记》云，同治十年（1871）姚氏在京城，二月日记谈到了极乐寺、西直门，又，三月十三日姚氏“赴古楼查工。楼为京城最高处”[4]，而《巴县志》谓“同治八年，归安姚觐元备兵川东”，“同治九年任川东兵备道”[5]，则误矣。

同治十年辛未（1871），《日记》40页脚注谓：“此年日记据上海图书馆藏《弓斋日记》抄本整理，卷端题作《弓斋日记》卷之四，辛未，供职农曹。”农曹，即农工商部。姚氏任川东兵备道之时间，当依钱保塘撰、徐昌绪书《蚕神祠碑》[6]之“同治壬申，我兵备道归安姚公以天子命来巡是邦”文字，即同治十一年。钱保塘、徐昌绪皆与姚觐元为挚友，《日记》中多次述及姚氏与钱氏、徐氏晤面往来，钱氏之言可信也。

姚氏在渝期间，政声颇佳。光绪四年（1878）七月辛亥，姚觐元由川东道迁湖北按察使[7]。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姚氏登舟离渝赴湖北，“至白象街，出太平门……其兵丁民团相率而至者复数千人，皆依依不舍，有离别可怜之色，相对汍澜，哽不成语。至江干……登舟。”[8]数千人依依不舍姚氏离去，可知姚氏在渝深得民心，是良吏也。

姚氏从老家浙江请来养蚕高手，在佛图关一带种植良种桑树，并养蚕、缫丝。光绪四年姚氏离渝之年，在佛图关建起了“四川重庆府蚕神祠”，祠在佛图关内大城门左侧（新市场上面），祠今已毁。

图3 “三峡博”藏《川东蚕神祠碑铭》拓本（局部）

姚氏在渝振兴文教，自费将家藏《三韵集》、《韵类篇》、《礼部韵略》在渝翻刻刊行。又据天一阁藏书楼之秦石鼓宋拓本，制成石鼓文碑，置于府学尊经阁。石鼓文石版今尚在，存于“三峡博”（图4、5、6）。姚氏参拜重庆府孔庙后，知庙中礼乐器“靡有存者”，决定将礼乐器一一备齐，同治十三年（1874）重新置齐了礼乐器，有簠、钟（图7、8）等共计404件，“初用礼器，觐元所造也。”[12]，如铜簠内铸有铭文“重庆府文庙礼器，同治十有三年川东道姚觐元造”。姚氏撰文并书写《重庆府文庙重置礼器碑记》，以记其事，碑立于孔庙棂星门左。孔庙的部分礼乐器今藏于“三峡博”。

图5 “三峡博”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二）

图6 “三峡博”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三）

图8 “三峡博”藏姚觐元为府孔庙造铜钟

光绪元年（1875）涪陵白鹤梁“石鱼”出水，姚觐元题记云：“光绪乙亥冬，鱼出，岁其大稔乎？喜而记之。二品顶带布政使衔分巡川东兵备道归安姚觐元。”该石刻拓本今藏“三峡馆”。（图9）

有关石鱼文字著作，有《涪州石鱼题名记》，署名“钱保塘编”，收入《清风室丛刊》中。《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署名“姚覲元、钱保塘同撰”，收入《古学汇刊》中。《所见录》中，凡姚氏考订之文字皆在。又，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有石鱼文字百余种。钱保塘（1833－1897），字铁江，号兰伯，《日记》中多次提及。

叶昌炽云：“归安姚彦侍丈备兵川东，访得石鱼题名数十通。释其文而考之，得书一卷。自彦侍丈归道山，公子公蓼继俎，其稿本恐为蠹蚀矣。石鱼者在夔巫江中，水溢则没，水涸则见，亦滟滪堆之类也。非水落时不能拓。土人以鱼之出没，卜岁之丰俭。”[17]所谓“得书一卷”，指《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公蓼，姚觐元之子慰祖，字公蓼。

光绪四年（1878）七月姚觐元授湖北按察使。是年八月初九，姚氏“读邸抄，七月初四日，觐元蒙恩授湖北按察使”[19]。九月十六日，姚氏离渝，陆路赴成都，又至青神县、嘉定府（乐山）、犍为县、叙州（宜宾）、江安县、纳溪县、泸州、江津县，再回到重庆。十一月十六日登舟离渝，“至洛碛，于浅滩之上仁寿桥畔访得晋碑一。”“碑在江北厅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布溪之仁寿桥（在洛碛上五里）畔土地祠侧，土人云道光二十八年淘金者于江滩沙中摸出，重立于此。……（十一月）十六日，舟过洛碛，以千钱购取，载之而行。石之中扁方，上下缩如柱，若‘中’字然。柱六楞方，石下作二人形，若负荷状，顶有华盖，顶至踵约高八尺。出土时已折而为二。刻文在上截，高尺许，横尺有□寸，所谓中扁方处也。文七行，行七字，笔意古拙，似爨宝子。”[20]

姚氏所谓“访得晋碑”，即晋隆安三年（399）《枳杨府君神道》（下简称《神道》，图10、11），文字为：“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立。”

姚氏谓《神道》“在江北厅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布溪之仁寿桥（在洛碛上五里）畔土地祠侧”。“三峡博”藏有《神道》拓本，拓本边有戴亮吉跋：“此碑在吾乐碛鹿背溪，晚清出土……原碑被川东道宪姚彦侍（觐元）载去……（觐元）殁后，其家收藏为两江总督端午桥囊括而去。”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谓：“原石在四川巴县，为人凿去，归归安姚氏，后归端方，又归周进，今藏故宫。”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故宫“石刻馆”展出，笔者曾亲见之。此《神道》书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由隶书向正书转型时期的见证物，世称“隶正书”，与《爨宝子》运笔声息相通。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枳杨府君》《灵庙碑》《鞠彦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姚氏谓《神道》“笔意古拙”，康有为谓“由隶变楷，足考源流”，皆高识也。

戴亮吉（1883—1966），江北县（今重庆渝北区）人，日本山口高等商校毕业，民国年间江北县参议会议员，工诗文，郑文焯（叔问）女婿，1951年将继承郑文焯所藏的万余册线装书捐献予重庆图书馆，1959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图10 故宫博物院藏《枳杨府君神道》

图11“三峡博”藏《枳杨府君神道》拓本

古代文人多喜好金石之学，如刘喜海（字燕庭），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延榆绥道迁四川按察使，广搜蜀中碑版及拓本，成《三巴金石苑》（又名《三巴孴古志》、《三巴汉石纪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燕庭金石丛稿》，实乃四川历代石刻文字目录，并出版《石刻史料新编》丛书，该《稿》收入丛书第三辑第三十二册内。姚氏亦同刘喜海，《日记》详记在渝搜集碑版拓本之事，如东汉建安六年《吹角坝严季男摩崖》、梁天监十三年《鄱阳王萧恢题记》、隋仁寿二年《信州金轮寺舍利宝塔下铭》、北宋建中靖国元年黄庭坚《西山碑》等等。姚氏曾为《三巴孴古志》编目，成《金石苑目》，手抄本一册，今藏国家图书馆。

光绪三年九月初五日，姚氏在川东道署“地中得淳祐钱六枚，砖三块，一曰‘淳祐乙巳东窑城砖’，正书作二行，阴文直写，是宋物。”[21]彭大雅去蜀当在淳祐元年（1241），则此砖乃彭大雅去渝后四年所造，为彭大雅在重庆筑城时的城砖。

《铭》是佛图关石刻群中很重要的石刻，它记述了明末在重庆佛图关发生的一段战争史实。记述了佛图关的地点、重要性；奢崇明自请援辽发动叛乱占据重庆、秦良玉攻破二郎关和佛图关收复重庆事；樊龙陷重庆，忠州判官胡平表缒城下赴石砫乞师秦良玉事。《铭》中有“白竿万选，戟閷魖蜽”句，所谓“白竿”，即指秦良玉的“白竿（又作白杆）兵”。自“胜国折鼎”始为“铭”，前皆为“序”。

四十年前，即1983年，笔者未曾见过《铭》拓本，曾到佛图关去抄录铭文，那时《铭》已泐蚀较严重，第一石已剥落无文。2023年3月笔者又去考察，几十年风雨摧残，酸雨腐蚀，剥蚀更加严重。第二石1至7行的上半部分几乎都已剥蚀，第11行“秦良玉”以下的字亦皆剥蚀。第三石第5行“志”下4个字、第6行“巨”下3个字、第10行“味枝”下10个字及第11行全部字，皆已不可辨。1983年笔者抄录本第四石文字与现状对比，第1行末“维”字、第2行“戟”字、第3行“沙”字、第4行“流如”二字、第5行“烛龙张”三字、第6行“?”字、第7行“走”字，等已不可辨。

值得庆幸的是，“重图”藏有《铭》的完整拓本[22]（图13、14、15、16），且捶拓质量上乘，可以窥见初刻时原貌。

第一石第7行原刻有“讙杵”二字，彭伯通《重庆题咏录》[23]（下简称《题咏录》）441页作“喧杵”；第二石第2行“藉寇”二字，《题咏录》作“借寇”；第二石第3行“毋乃颠乎”，《题咏录》作“毋乃傎乎”；第三石第1行末“喙”字，《题咏录》作“啄”；第三石11行，《题咏录》作“窒竹绣犯，郁刃淬骠”，而正确的释文应该是“窐竹绣，鬱刃淬骠”。字，左乞右页，《说文解字》谓“从页气声”，音ku。《铭》的初拓，就是原碑的真貌，是纠正《题咏录》录文错误的依据。又，《题咏录》442页后有彭先生“案”语，谓“此铭前署“内阁中书舍人严学淦撰文，川东兵备道姚觐元书”，而《铭》拓本为“内阁中书舍人丹徒严学淦籑，分巡川东兵备道归安姚觐元书”。可知《题咏录》是抄录民国《巴县志》卷二十《金石·下》文字的。

严学淦，字丽生，江苏丹徒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候补内阁中书，授湖南湘乡县知县，工诗词及古文，才气横溢，颇负时名，有《海云堂文钞》等。严氏工古文，《铭》文字佶屈聱牙，用典晦涩，异体字多，断句不易，有“卖弄”古文功底之嫌。至今研究《铭》者鲜矣。

《铭》文字被收录于民国《巴县志》卷二十《金石·下》，文字与实物、拓本有异。县志录文后，有“跋”云：“按学淦，字丽生，江苏丹徒人，嘉庆甲子举人，著有《海云堂文钞》。嘉庆中，其父士鋐官川东道，因来重庆，撰此《铭》，姚觐元乃为刻石，嵌置关门石壁，篆书有法，传为遵义郑知同伯更笔，用觐元名。今碑下半已毁，盖为崖石滴水所浸也。”

所谓“遵义郑知同伯更”，即郑知同，字伯更，清光绪年间“贵州三杰”——“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之一郑珍之子。莫友芝、郑珍二人并称“西南巨儒”。“遵义郑知同、黄冈洪良品、江阴缪荃荪辈延致（姚觐元）幕中。”[25]《日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癸酉初一（公历5月16日），姚氏“书《佛图关铭》，自廿八日起，至此日方毕”，即自三月廿八日至四月初一，姚氏亲笔篆书《佛图关铭》整整四天时间，故《巴县志》谓“传为遵义郑知同伯更笔，用觐元名”，非也。《铭》上石后，捶拓数十份，《日记》中多次提到姚氏将拓本分送诸友，如缪荃孙、王耕娱、张药农等人。

严学淦之父严士鋐于嘉庆四年（1799）任川东道，严学淦“因来重庆”，撰《铭》，至同治十三年，姚氏书《铭》，前后相隔七十六年。

《铭》末款识有“知重庆府瑞亨、巴县令李玉宣”字样，《日记》中姚氏多次提到瑞亨，谓“维时重庆守为瑞蕴谦亨”，可知瑞亨字蕴谦。瑞亨乃满洲正黄旗人，同治八年（1869）任重庆知府。姚氏书《铭》毕，由瑞亨、李玉宣主上石之事。

《铭》泐蚀日益严重，今仍静静地立在日晒雨淋中，文物保护部门有什么办法保护它呢？又，据“重图”的拓本，是否可复制？

这里顺便说一下，《日记》中有关重庆部分的文字是同治、光绪年间珍贵而重要的地方文献史料，涉及面广，尤其是有关人物（如筱帅李瀚章、县令国璋及学者缪荃孙、徐昌绪、钱保塘等）、地名、职官、古物、历代碑拓、较场阅兵、江北火灾、东川书院、八省会馆等等，值得研究考证。又，有关衙门公文、刑事案件、石砫教案、酉阳教案、马加里案、永川剿匪、洋务交往（法国传教士范若瑟、英使威妥玛等）等文字，可与《巴县档案》参照研究。令人惋惜的是，同治十一、十二年的“日记均佚”，姚氏在渝头两年的重要活动、事件等不易寻觅，其初次抵渝的具体时间亦不详。

图文：胡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