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卫聚贤《汉代的重庆》手稿

卫聚贤(1898—1989)，字怀彬，号卫大法师等，山西万荣人。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1951年向西南文教部所属西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捐献“西周青铜器中阪父鼎”“南北朝越窑青釉灯盏”“明黄缎绣花龙袍”及藏经等各类文物929种*****余件。

抗战期间，四方学者云集西南及重庆，卫氏随中央银行于1939年冬来渝（《重庆》稿纸有“中央银行用笺”字样），抗战中任《说文月刊》社理事长。

《重庆》为提纲式文字，简略，约*****字，本无目录，笔者据其分章标题列如下：

二、古代的巴国

甲、种族

乙、古代史

甲、秦及西汉

乙、后汉

丙、季汉及蜀汉

丁、魏晋

四、秦汉魏晋时巴郡的人物

甲、外籍人为巴郡太守者

乙、外籍人为巴郡郡佐者

丙、外籍人镇守巴郡者

丁、巴郡郡属人

戊、重庆的人在外作事者

己、重庆人在重庆工作及有地位者

五、巴蜀的殷富

甲、巴地殷富之一般

乙、蜀地殷富之比较

丙、巴郡的疆域及户口

丁、重庆的城

戊、重庆的市

六、汉墓

甲、蛮洞子

乙、汉墓

《重庆》首页右有朱笔书“发表三卷四期”字样，非是卫氏书法，当是编辑所书，即发表于1941年《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巴蜀文化专号”。

虽然《汉墓》曾载于《说文月刊》，兹仍简录有关文字如下：

《汉墓》“甲、蛮洞子”，卫氏写到：“四川各地沿江边的山脚下，在大石中凿方穴，俗名蛮洞子，说这些洞子是古代蛮子（四川的土人）的居住的地方。其实此为汉代埋人的坟墓，如沙坪坝的蛮洞子上刻有‘自作冢’字据可证。不过说是蛮洞子，也有来历，如《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种蛮洞子在重庆附近者，为北培（碚），成渝路的赖家桥，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下面江岸，七星岗的领事巷，南岸弹子石上去大佛段大佛寺附近均有。”

又，《巴蜀的殷富》“丁、重庆的城”中，卫氏写到：“重庆的城，内城始于张仪，大城始于李严，其他则不可考。……其时有北城、南城二城，‘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柑橘官，今北府城是也，后乃迁南城……（《华阳国志巴志》）’……余意北城即大城，为李严所筑，由上清寺至观音岩一带。南城即小城，为张仪所筑，由七星岗至大小梁子一带。以重庆市内发现汉砖而论，小什字《时事新报》馆□口凿水沟有汉砖发现，可证小什字在汉代尚为葬人，是小什字在汉代的南城之南。又观音岩张家花园有汉墓发现，七星岗领事巷有蛮洞子，可证张家花园、领事巷在汉代为南北二城间之空地，故可葬人。又曾家岩求精中学、明诚中学中有汉砖发现，牛角它（沱）生生花园内亦有汉墓发现，可证明曾家岩及牛角它（沱）均在北城的城外。”

“七星岗”“领事巷”“上清寺”“观音岩”“张家花园”“大小梁子”“小什字”“曾家岩”“求精中学”“牛角它（沱）”，皆在今渝中区。卫氏关于重庆在汉代的“南北二城”、崖墓“蛮洞子”之说，是也。

卫氏到重庆仅几个月的时间，即撰就《重庆》，当然是其勤奋学术的结果，一是要查阅《华阳国志》巴志、蜀志，二是要查阅报刊关于古墓、汉砖出土的报道，如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渝沙坪坝，建房挖地基时，发现汉墓；1938年美国汉学家葛维汉在求精中学校园内勘查汉墓，等等。而卫氏本人则于1940年4月与郭沫若、马衡等在江北培善桥附近（今董家溪一带）及牛角沱生生花园发现古墓并试掘，出土了纪年汉砖。

下面我们看看当年卫聚贤、郭沫若在生生花园的“试掘”。

与《重庆》同在“巴蜀文化专号”中，有1940年郭沫若写的《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提及四月七日、十日、与卫氏、马衡到培善桥附近、生生花园去寻找汉砖的经过，“四月七号（星期日），卫聚贤先生到我寓处来，要我和他同到生生花园去找汉砖……（在培善桥附近）卫先生高兴得了不得，他连连地说：‘这不就是汉砖了吗？很多，很多’……十号，聚贤一早便跑到寓所来，约着同往生生花园。到了那儿时，马衡先生早到了，便一同过江……十四号（星期）……有不少的人来（生生花园）参观并参加试掘……二十一号的晚上……马先生来了……（马说）这一次的汉墓的发掘，在手续上是有点不合的。论手续应该先呈准‘古物保管委员会’，而且发掘者应该是国立的学术机关。因此他后来也就不便参加了。……今天（二十七号），见报载有《中央讯社》一则，言据‘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谈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云云。……至于这次试掘所得的各种物品，据聚贤先生说，全部仍存留在桐油公司里面，并已於二十五日函请内政部如何处理矣。”【1】

卫聚贤、郭沫若在生生花园的“试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发掘者应该是国立的学术机关”。的确，卫氏、郭氏不属于“国立的学术机关”，所以守规矩的马衡先生“后来也就不便参加了”。

图*****年《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巴蜀文化专号”

二、关于杨枝高《川中崖墓略故》手稿

杨枝高，四川宕渠（渠县）人，中医生，民国业余考古爱好者、收藏家，自谓“予，一业医者。”曾撰有《访邛崃十方堂古窑记》，载1936年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学报》第4期。

《崖墓》起首即云：“川中呼石硐为蛮硐者，众口一词，不见著录，新津、彭山、乐山沿江两岸，触目皆是，不可数计。苍溪、阆中、南部次之。简阳、绵阳、梓潼又次之。……予於今夏乃由成都北至广元，由广元沿嘉陵江达顺庆，由顺庆、蓬溪、简阳回成都，复由成都沿岷江彭山至乐山，所经二十余县，凡遇石硐皆必留意其造作……”又写到，“莫（墓）穴者藏尸之处，有二门以封闭，内置瓦棺石櫃竈案以及各种陶制明器等，据以上□列之多数指证，则蛮硐之为莫（墓）也，不待辨而□明。”

“今夏”，据后年款为“民国廿八年”，1939年。

杨氏又写到，“予，一业医者，虽好古而非专家，冬十月，曾导营造专家梁、刘二君调查蕴真硐一遍，后由蓉来函云，的是汉物。近又邀金陵大学文化研究家商（承祚）君到此考查，尚尤未到。将来必有精确之著录出板（出版）以公诸同好……新（津）彭（山）乐（山）数县皆为我国营造家刻画家之一伟大实习室也，岂不懿欤？……民国廿八年十二月，宕渠杨枝高著。”

据此知杨氏曾于1939年“冬十月，曾导营造专家梁、刘二君调查蕴真硐一遍”，而梁、刘二君“后由蓉来函云，的是汉物。”“梁、刘二君”，即梁思成、刘敦桢。1939年秋，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对滇、川、陕、西康省35个县，作古建考察，10月后一一考察了夹江杨公阙、乐山大佛、白岩山崖墓等古建。正是在此期间，杨氏邀请了梁思成、刘敦桢来乐山。蕴真硐，在乐山。

作为民间业余考古爱好者，一个医生，杨氏曾邀请梁思成、刘敦桢调查乐山崖墓，可见其对考古之热爱，亦可见梁、刘二君之敬业精神。此事未曾见过披露。

又据《崖墓》，知杨氏曾“邀金陵大学文化研究家商君到此考查”，商君，即商承祚，然商氏“尚尤未到”。

两手稿装订为一册，应是1951年卫氏捐献的，当时不属于文物，故自五十年代初至今收藏在图书资料室。笔者推测，当年巴蜀文化研究正热，可能杨氏将《崖墓》向《说文月刊》投稿，但似未入卫氏“法眼”，未被刊用，而卫氏将其保存了下来。亦知《重庆》为卫氏保存之手稿，与《说文月刊》文字同，是完整的手稿。

图文：胡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