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省委书记吉炳轩（前右二）来齐考察时对依安县实施土地规模经营推进现代农业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地向哪里转？
———对我市农村改革发展的新闻调查

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决定》着重强调：“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
最近的一则消息让人不堪回首。乌克兰政府官员和民众在首都基辅举行活动，纪念70年前发生的一场饥荒事件。在1932年至1933年间，当地农民放弃土地，人为造成严重饥荒，导致饿死之人不计其数。在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至今仍让年逾半百之人记忆犹新。
没有轿车，我们可以步行；没有皮衣，我们可以布衣裹体；没有高楼大厦，我们可以用地窨子遮风挡雨……然而，若是没有了粮食，我们……因此，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敢将农业低估、放弃。
我市是工业大市，同时也是农业大市。虽然我市全年生产总值（GDP）中的第一产业（农业）只有122.5亿元，是全市GDP总和569.2亿元的22%，但是农村176万从业人员却占全市267.1万从业人员的66%，我市农村人口也高达363.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567.8万人的64%。据抽样调查，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561．7元，增长19.5%，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752.8元，增长6.1%（摘自《齐齐哈尔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我市农业生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轻，但是农业人口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却不可轻视。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我市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市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繁荣稳定也就谈不上全市的繁荣稳定，没有农民的全面小康也就没有全市的全面小康。虽然这几年我市通过“四个换位”、“绿博会”等推动农业经济改革发展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和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较，我市“三农”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经验还需扩展夯实，个别涉及“三农”的问题还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人往哪里去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物资资本存量的多寡，而是这个国家所拥有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化人才的规模和水平。在上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便创建了人力资本理论。一些西方国家虽然资源贫乏，但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的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成为经济巨人。这已在实践中得以验证（例如日本、韩国）。
我市现有耕地面积约3200万亩，农村劳动力也高达180万人，每个劳动力可耕地17.7亩，而农村人均耕地约8亩多。随着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机械化的逐年提高，这些耕地已远远满足不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所以，我市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状况是过剩的。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成为我市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劳转办”也因此成了新的常设机构。“养好牛，种好地，转移劳动力”对我市农村工作重点更是一个直白的诠释。据拜泉县委书记姚猛向齐齐哈尔日报记者介绍，拜泉县现有农村劳动力25万人，已从土地中转移出劳动力16.5万人，占全县劳动力60%。拜泉县是我市农业大县，虽然有60%的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但全县的农业依然年年丰收，岁岁兴旺。在我市各农业县、区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大致和拜泉相同。由此可见，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目前，农村劳动力要素流动有三种形式：第一，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第二，农村劳动力从城市回流；第三，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农村之间流动。第一种流动形式是主流。然而，这种流动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利益目标心理。由于进城打工的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知识技能的积累较少，所以大多存在着低文化、无技术、讲实用、个人资本存量不足的特点。打工者每年平均收入万元左右，只相当于我市1997年城镇人口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因此，农民靠打工挣钱只能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和自身填补家用，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跨越式的家庭经济增长，这点儿钱也远远满足不了个体农户扩大生产的需求。
在富裕县龙安桥镇富欣村，记者采访了40岁的村民王宪明。2005年至2006年，王宪明将自家30亩责任田以每年5000元的价格“流转”出去，和妻子到山东诸城一家冶炼厂打工。因为他们“低文化、无技术、讲实用”，所以工资不高。两口子起早贪黑干一年，毛收入才3万元。刨去平常生活消费和路费年净剩不到2万元。2007年，王宪明和妻子从山东回到家乡，收回自己流转出的30亩责任田，又从别的农户流转回（外包）100亩耕地，当年便净挣7万元。今年，由于粮食价格偏低，王宪明也可净挣6万元。坐在炕头上，王宪明掰着手指头和记者算了这笔细账：每亩地共投入生产资料180元，其中化肥100元、农药15元、车油40元、种子16元、其他9元。一亩地种玉米产量为1500斤，按现价每斤0.54元算，每亩毛收入810元，扣除种地成本，每亩净剩630元，再乘以130亩，总收入为81900元，扣除外包100亩的耕地费16000元，全年种地净剩65900元，比外出打工收入翻了三番还挂零儿。
“外出打工没星期没礼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看不到小的，照顾不了老的，吃不好喝不好，那叫一个难。回家种地，一年闲半年，挣的还多，还是守家在地种庄稼好。”王宪明忆苦思甜吧嗒出味儿了。
富欣村共有600户2800人，有劳动力635人（18岁至55岁）。全村共有耕地25665亩，户均42亩。村支书王宪梅也给记者算了一笔分工分业、就地转移劳动力的账：现在全村共有饭店5家，从业人员20人；搞运输轿车8辆，从业人员8人；歌厅2家，从业人员6人；农机维修4家，从业人员8人；小卖店5家，从业人员10人；美发店3家，从业人员3人；农资连锁店4家，从业人员8人；牛奶收购奶站2家，从业人员8人；玉米烘干塔2个，从业人员40人；米面加工厂3家，从业人员6人；榨油房3家，从业人员6人；全村养殖奶牛1200头，从业人员200人。这些加一起一共323人，占全村现有劳动力50%。
不离房子不离地，就地转移劳动力；40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富欣村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做法是否值得借鉴？
记者在拜泉县新生乡兴安村采访时，村支书刘万举对于农民大举外出打工亦喜亦忧。喜的是这些外出打工人员每年可以拿回许多现钱儿，增加了农业的投入，支持了农业生产。忧的是家里只剩老弱病残。刘书记说到“忧”字时也挺郁闷：“村里想修个道儿，挖个渠等公益事业，找不到壮劳力。生老病死往出抬人都干着急。”最近，一位农村老支部书记给新任大学生村官写的一封公开信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村支书在信中说：“农村为什么穷？人才缺乏是一大原因。人们常说孔雀东南飞，我看现在连麻雀都东南飞了，你看现在农村还剩下几个年轻人？几乎都跑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挣钱去了。家里只有老头、老太婆和年龄尚小、还在读书的孩子。即使现在被金融危机赶回来不少人，但那些年轻人宁愿呆在城里洗盘子，也不愿回家种地……”
据记者调查，在我市一些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状况是“既过剩，又不足”。即属于农民身份的劳动力供给量相对于农业生产的有效需求量而言是过剩的，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又有许多老人、妇女、未成年人，相对说处于有效供给不足的状态。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县区不仅没有做好秋整地，而且大片庄稼秸秆还齐刷刷地站在地里，不利于明年春耕生产。
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逐年提升，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逐年加强，土地价值的逐年增长，农村经济也逐年上升。由此也产生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了结构性的短缺。农民兼业化、村庄空心化、农村老龄化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提升农业人力资源质量，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的重要性也迫在眉睫。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趋势。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有限的耕地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农村劳动力。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例越小，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步伐还满足不了大批农业人口转换的速度，所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引导”、“鼓励”、“扶持”。中央在《决定》中逐层加重的语气已经明示。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国家统计局11月5日发布的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1596元人民币，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占38.6%，比上世纪80年代初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
据记者调查，在我市外出打工的农民中，有许多人学得一技之长后，既积攒了资本，又学得了手艺，回乡后办厂开店，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那些从事简单劳作的（保安、力工等）农民工却收获不大。有的年轻人在外闯荡三五年，手艺非但没学成，反而忘了庄稼活儿。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时而动，因利而择，在农民流转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搞“一刀切”，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
　　钱从哪里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这在中央多年的“一号文件”中还未曾提过。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金融就是农业现代化的支点。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没有农村金融的有效支持，农村的改革发展就缺少了重要内容，农村现代化就缺少了支撑，建设现代化农村任务就很难完成。说白了，农村现代化缺钱。那么，农民热盼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呢？
首先是农民自筹。在农民自筹生产资金中，主要来源于出售农副产品和务工收入。记者在农村调查走访时了解到，在农民依靠自筹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时，所筹资金增长速度较慢，投入资金量也成正比，自营经济相对发展迟缓。据齐齐哈尔市统计局统计数字，2006年，我市农民家庭年总收入和总支出分别是6279.49元和5347.59元。家庭年均结余931.9元。试想，一个农户一年仅结余不足千元，怎么能够增加农业生产投入？何况这结余的千儿八百块钱还要东挪西藏地攒起来，一为娶儿媳，二想盖新房，三防生老病。记者在农户采访中发现这一问题普遍存在，有的农户积攒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娶个媳妇盖个新房。
其次是借贷。在农民扩大生产增加投入中，90%是靠借贷来完成资本投入的。记者在调查了解中发现，农村借贷一半以上是靠亲友之间来完成的，也就是自古流行的农村金融的熟人经济。这种熟人经济潜在着中国几千年的农根文化。而熟人经济往来，一般都以高于银行利息0.5-1%的利率进行结算。此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一些乡村为了完成村屯公益事业，不得不向民间“抬款”（高利贷），有的村这种抬款竟高达几十万元，利息也高出银行利息的三五倍。
三是从农村金融机构借贷。这种借贷不仅“门槛”高，而且周期短（一般期限只是农作物一个生长期），还要支付比城里人贷款高出近一倍的利息。11月19日，富裕县龙安桥镇的村民争相传递一个好消息：县城市商业银行下乡为农民办理贷款手续，贷款利息是月息0.93%。农民为了争得这家银行贷款，竭尽全力达到准入标准。因为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比另两家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月利息0.99%、邮政储蓄银行月利息1.32% ）的利息少一点儿。
农民贷款不仅承担高额利息，而且还承担着金融机构网点少、资金供应数量少、金融服务产品少的“三少”问题。在我市乡镇，有的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农民贷款选择性几乎没有。于是，每到农业生产贷款之际，便形成了千人拥一门、万人抢独桥的尴尬局面。即使这样，许多农民还是望梅止渴。因为农村储蓄和贷款不成比例。据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市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高达66.42亿元，而当年用于农业贷款仅为25.36亿元。而农业储蓄余额还远远不止这个数，邮政储蓄存款多年来只存不贷更是成了困扰农村经济的枷锁。到目前，富裕县富海镇农村信用社共有存款3300万元，而贷款余额为1300万元。
就像商品的流动一样，被需求和价格所牵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农村的好劳力被城市吸走了，农村的好钱也被城市吸走了，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差异。在这一前提下，农民贷款融资扩大再生产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现在金融机构放贷都要以财产抵押的形式去规避风险。农民要想贷款拿什么抵押呢？土地是公有的个人只能承包，所以，土地不能抵押；房屋宅基地也不属于个人，所以，房屋也不能抵押；牛羊是喘气儿的，银行不能牵走，也不会饲养，所以，农民的牲畜也不能抵押。除此之外，农民还有什么呢？所以农民要抵押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市农村，目前农民贷款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小额联保，即找三到五户同村农民画押担保，才能给贷款农户一万元以内的额度。这种封建社会遗留下几千年的联保连坐却被现代金融利用的淋漓尽致。然而，这种联保要牵扯几户几十户，一旦出现地区性自然灾害风险，何谈农村稳定？二是公职人员担保，即贷款农户找一财政开支的公职人员提供担保，可贷款三到五万元。这种借贷更难，因为在农村公职人员和农民的比例相差太悬殊。僧多粥少，多数等米下锅的农民只能“阿弥陀佛”聊以自慰。
虽然一些金融机构在农村放贷获得高额利润，但每做一笔贷款也是如履薄冰。因为农业要承受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农民和金融机构一年的成败都眼巴巴地看着老天爷的那张脸。
要想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还要靠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要增加机构。目前我市农村已摆脱依靠农村信用社单一融资的窘境。城市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已先后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从而拓宽了农民扩大生产的融资渠道。二是还要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进入农村开展金融服务。三是增强农村金融服务意识，使农村地区享受更好更有效的金融服务。例如筹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0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决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各选择2—3个县、市开展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意见》“鼓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利用多种方式建立和完善农户资信评价体系，积极发放不需要抵押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提高贷款满足率。支持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批发或转贷方式间接参与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鼓励和支持涉农金融机构对守信用、按时归还贷款的借款人实施贷款利率优惠、扩大贷款额度等激励措施，促进农民和涉农企业提高信用意识。”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强调指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
农村金融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农民改革热情的激励下，建设新农村，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地向哪里转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了农民更充分而又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权。
“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权”。这项工作在我市早已展开。依安县向前乡（现合并到新兴乡）新合村的“一村两”制已施行20多年，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自2003年起创建农机作业合作社，搞土地流转、连片种植、反包倒租、规模经营的典型经验记者在2004年就采访报道过。而克山县西联乡的土地流转典型报道更是记者在该乡蹲了半个多月才挖掘出来。2001年10月18日，《齐齐哈尔日报》、《鹤城晚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经过科学重组，克山县西联乡在普通的黑土地上犁银翻金，掀起了——西联农业的新革命》的新闻调查。齐齐哈尔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王伟还为此文配发了题为《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评论员文章。在我市，像这样的土地流转这几年更是遍地开花，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引领农民致富增收，反租农民土地，放飞农村劳力的经验早已蜚声全国。更令人欣喜地是，依安县这两年开展的四区轮作（甜菜、玉米、马铃薯、大豆）、规模经营，使土地流转更向现代农业迈进一大步。据依安县县委书记白祥和介绍：“目前依安县搞土地规模经营，四区轮作的面积已占全县耕地近一半，高达150万亩。今后，还要加大推广这一经验，让农村产业化快速推进，让农民快速致富……”
然而在新时期的土地流转过程中，有些问题还要值得我们注意，有些弯路还得在实践中纠正。记者在这次调查采访当中也发现了个别乡村在土地流转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土地流转的期限问题。记者在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采访时，村支部书记宋金贵对记者说：“我们村2.13万亩耕地已经按着自愿、有偿、平等的原则，全部实现了流转，由村集体统一、集约化经营。今年，由于农作物价格的提升，我们把每亩地流转的地租由过去的160元提高到190元，预计明年将达到200元以上。我们土地流转是和农民一年一签合同，价格也根据市场行情一年一定。
土地面积是不变的，然而，土地所生产的农作物价值却是随着市场行情而变化的。新兴村土地流转一年一签，土地价格一年一变又有什么好处呢？十年前，在东南亚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演变成了失业农民在城里打砸抢烧的恶性群体暴力事件。危机过后，人们在分析这场事件的缘由时发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危机所在国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使大批农民靠这“分散”、“细碎”的土地难以摆脱贫困的窘境。为了追求富裕的生活大批农民出卖土地，进城务工。然而，当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大批城市工商业户倒闭，使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里失去了工作，回到农村又没有了土地，从而酿成了重大社会动乱。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深思。然而，在我市个别乡村，尚存在着土地流转一包数年，甚至二三十年的问题。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乡村为了急于还债，大包大放，二是村干部任期三年就要重选，个别村干部利用自己掌权之际，以低价长期发包给亲朋好友。如果这种情况蔓延，暂时失去土地的农民一但在城里难以为生的话，势必变成短期“流民”，影响社会稳定。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既然是命根子，就要攥在农民的手里。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非常明确地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最近，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中说：“在这五种形式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和置换、入股等只能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现实中，一些工商业资本、城市人到农村租地经营，往往有乡村组织参与其中，农民可能被迫流转土地，不利于农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也会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都不允许工商资本直接介入农地经营，但可从事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去年，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等八家委办局联合下发文件，明确指出“常年有固定薪金收入的在职、在岗的各级管理人员、工勤人员、教职员工、在社保部门或国有农场领取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均不得享有责任田的承包权。”
《决定》和权威人士的解读都明确了农村土地流转的界限。然而，记者在我市农村采访中也发现了个别工商资本和城市人口介入农地经营。在某村村头，村支书指着一处红砖瓦房的大院套儿对记者说：“这是某某长的。他调走了，求我们帮他把这大院套卖了。你帮帮忙给搭咯搭咯儿。这么大院套儿，这么多房子，这么大价钱，俺们村里的人搬不动……”
几年前，记者在一篇农村新闻调查中便发现了工商资本和公职人员介入农地经营的问题，并写出了下岗职工“扔下斧子锯，奔向黑土地”；公职人员“掏出银行存款，兴建绿色庄园”的新闻调查。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治，甚至有所蔓延。在我市有一些国有机关企业的知青农场因知青返城，或企业改制、破产、兼并，机关合并而疏于管理，最后将这些国有土地以低廉的价格转包给个人，有的农场甚至土地使用证都落到个人手中。记者在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调查采访时，负责农场管理的区经济计划局局长田洪利谈到这一问题时气就不打一处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全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来到“广阔天地”。这些知青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七、八年后，又统统回流到城里。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为了相应号召，支持上山下乡运动，割舍了大量的农地，兴建机关、企、事业单位知青农场。如今人去场在，可有的却换了主人。在田洪利局长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区财政局农业税股。该股职员李修武翻了半天才找出了全区知青农场明细。共有齐齐哈尔市金笔厂、钢厂、纺织厂、房地局、冰刀厂、江岸造纸厂等６３个农场，共有耕地12.26万亩，占全区现有耕地10%。区财政局李修武指着这些表格对记者说：“这些都是1992年的数字，从那以后再也没统计过。因为当时报农业税都少报，实际面积要比这大得多。再加上这些农场私自开的荒，这些数到今天不知道多了多少？”在这些知青农场中，有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早已关停并转，不复存在，可那些企业“法人”却将这耕地偷着深深埋下，从中转包，从中渔利，作起了地下地主。这些人每年获利多少？按每亩每年200元“流转”算，那可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记者在采访调查中，许多乡村干部气愤地说：“那些在城里吃‘皇粮’跑到农村来剜‘肉’的，有的明目张胆，赤膊上阵，有的唱起双簧戏，让老婆孩子或亲戚朋友出面包地建场，自己在后面‘垂帘听政’。”像这种情况，在我市一些县区几乎都有。
记者在调查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发现了个别乡村干部为机动地流转人为垫高门槛。他们将土地成片捆绑，一包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大大低于市场价，一次缴清的筹码向外发包，要想吃到这块“肥肉”，没有百八十万别想下筷子。一些庄稼把式虽然馋得口水直流，可连闻也不敢闻。无奈，这“肥肉”只好让那些有“身份”的人独享。这些有“身份”的人拿到土地后，转手便以高出一两倍的地价再流转，从新以高价“回流”到农民手中。因此，农民的命根子也攥到那些有“身份”人的手中。
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土地依然具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土地一旦失守，农民很可能变成流民，社会也难保稳定。因此，土地流转应约束权力惯性。在我市一些县区早已把住土地流转的关卡，对乡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的决策权上予以约束。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为防止村级干部低价流转土地，从中渔利，实行了村委会公章集中管理，对所有发包、流转土地的裁夺权按政策审批，以防村干部独断专行。富裕县最近也以政府的名义下发了通知，在全县实行“村财、民理、乡代管”管理模式，加大了村级政务民主管理的公开力度，从而在源头上堵住了土地流转的暗流。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在我市已显现出诸多优越性。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地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就改变这项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在“肥水必须流进农民田”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土地规模经营。为此，市委书记杨信在市委第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上着重强调：“抓适度规模经营，是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跨越，即使其它方面差一些，也会事半功倍。‘三农’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适度规模经营则关系‘三农’工作全局。只有土地规模经营，才能更好地转移劳动力和致富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把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不离于农民离土发展，从事养殖业和二、三产业；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影响增收致富。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分工分业，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加快新农村建设，让农民真正富起来。”
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地向哪里转？只有捋直了这些问号，才能真正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权”，才能实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才能实现“赋予农民更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才能实现“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改善主要农产品价格保护办法”，才能实现“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2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用13个字概括出中国“三农”问题。
“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以实现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为目标，大力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8年11月3日，市委书记杨信在市委第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将会把李昌平的13字真言改写成：农民真甜，农村真富，农业真安全。